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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动态 比尔 · 盖茨:以创新应对全球健康挑战

:2020/08/19

  5.31 亿美元。这是 2018—2019 年度盖茨基金会向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捐赠款项,占世卫组织双财年预算的12%,仅次于主权国家美国20%的比例,是世卫组织的第二大捐赠方。

  新冠肺炎肆虐以来,盖茨基金会对这场大流行病的相关承诺捐助已经超过3.5亿美元,以支持各国政府应对疫情,并不遗余力地资助疫苗、药物及诊断方法的加速研发。

  它是这次最早支援中国抗疫的外国机构之一。1月27日,盖茨基金会就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美元的紧急赠款。2月初,它再次承诺了一笔最高1亿美元的赠款,其中一部分直接用于帮助中国研究新冠疫苗和疗法等方面的工作。

  之后的几个月中,盖茨基金会多次追加赠款,数度为其“一手带大”的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倾力加注数千万美元。盖茨基金会在和新冠病毒赛跑。为了争取时间,它借助CEPI和Gavi等多边平台之力,在疫苗的研发与交付两大核心环节上双管齐下。

  如果未来12个至18个月内,能有一种疫苗成功面世,盖茨基金会及其捐助机构将努力让中低收入国家的民众,也能平等地获得接种。虽然这也表示,它为其他候选疫苗作出的大量投入多半是在“烧钱”。

  这家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基金会,在助力各国抗疫、特别是填补政府缺位和市场失灵造成的空白时,如此迎难而上。

  包括CEPI和Gavi在内,总部设于美国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以中心向外辐射的形式,支撑起了庞大的慈善大世界。目前它坐拥468亿美元资产,截至2018 年四季度已经总共捐助了500多亿美元。每年它大约有1700次赠款、1200个赠款单位,“触角”遍及138个国家或地区,在海外设有包括北京在内的7个代表处。受赠方包括研究机构、智库、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和联合国下属机构等。盖茨基金会一半以上的资源,都被用于减少传染病造成的死亡等卫生和健康问题。

  64岁的盖茨、其55岁的妻子梅琳达和89岁的“股神” 巴菲特,是盖茨基金会仅有的理事会成员,目前基金会的资产来源也仅限于这三人,不再接受其他渠道的捐赠。作为盖茨的好朋友和桥牌搭档,巴菲特在2006年向五家慈善基金会承诺捐出个人财富的 85%,约合375亿美元,其中大约310亿美元承诺给了盖茨基金会。自2006年开始,这笔捐赠每年会有 5%, 即15亿至25亿美元左右进入盖茨基金会。

  ■ 盖茨与妻子梅琳达在 2000 年创设的盖茨基金会,成为挽救生命的慈善平台。


  “你真正想要的是,”盖茨这样概括自己的终极目标,“世界上的所有儿童,都能被平等地对待。”

  从微软的创始人到创办世界最大的私人基金会,盖茨的华丽转身在其青年时代就有迹可循。

  “我决定要和其他人不一样。我从来不去上报了名的课,但是总要去上没报名的课。”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盖茨在20岁时从哈佛大学辍学,跑到新墨西哥州创办了改变世界的微软公司。不过,很少人了解,现在的盖茨回忆起母校哈佛,最怀念的就是自己当时“不走寻常路”。

  他这样做的结果是,有一次到了学期末,盖茨从来没听过、但是已经报名的组合数学,和没有报名、但节节不落的大脑研究碰巧在同一个地点举行考试。当盖茨走到组合数学考桌前的时候,他的大脑研究课同学全都以为他走错了地方——盖茨可是这门课上最爱发言的学生。

  或许这更容易解释,为什么作为世界首富30余年、目前身家超1000亿美元的盖茨,2008年辞去在微软的全职工作,开始专注公共卫生、教育公平、环境保护、性别平等、农业创新等全球性发展问题。他与妻子梅琳达在2000年创设的盖茨基金会,成为挽救生命的慈善平台。

  曾经有人向盖茨半开玩笑地提问,如果地上有4万美元,他会不会捡起来。他的回答是:“我们的基金会基本上每花1000美元,就可以救活一条生命,那么为了救40个人,我会把它捡起来,这是个很重要的事。”

  为什么盖茨不仅选择了慈善,还决定与妻子深度参与基金会的日常运营?面对投入大、风险高、非朝夕能够解决的发展问题,他是如何厘清优先级的,又是怎样面对挫折与失败的?盖茨基金会入驻中国13年来,是如何帮助中国在全球发展领域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的?6月底,盖茨在财新记者的书面专访中,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

  从善的战略

  财新记者:盖茨基金会、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挪威政府、印度政府,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等在2017年共同创办了CEPI,以便在疫情暴发时能够缩短研发相应疫苗的时间。你认为CEPI和Gavi目前针对新冠疫情开展的工作,符合当初成立时的预期吗?如果能够从头再来,盖茨基金会和这些捐赠方还能够采取哪些更多的措施应对疫情?

  盖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之一是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等各界的团结协作、快速应对。CEPI和Gavi在此次国际合作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的工作非常出色。

  CEPI在研发新冠病毒疫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一个致力于开发传染病疫苗的组织,CEPI(在疫情暴发初期)立刻加入了抗击疫情的行列,这在全球健康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振奋的是,最近几个月中各国政府亦纷纷向CEPI提供捐助。我对明年上半年能够有疫苗抱持乐观的态度——这样的速度是很惊人的,同时也表明CEPI可以成为举足轻重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未来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我们仍应继续为CEPI提供支持,使其能够继续研发各种疫苗,这一点非常重要。

  Gavi成立于20年前,旨在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儿童都能得到疫苗保护。一旦新冠病毒疫苗投入使用,Gavi将成为把疫苗交付给有需要人群的主要伙伴。

  在最近(6 月 4 日)召开的Gavi募资大会2020 年全球免疫峰会上,各捐助方实际承诺的金额已经超过Gavi的既定目标。这意味着,Gavi一方面能够继续帮助多个国家安全地开展常规免疫项目,另一方面也能做好新冠病毒疫苗交付的准备工作。


  财新记者:在获得过盖茨基金会赠款但最终未能带来成果的项目中,哪一个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盖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的确有一些项目并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但依然取得了重要成果。比如,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 致力于消除脊髓灰质炎,目前这一疾病在全世界基本绝迹,但所用的时间比我当初所设想的要长。

  过去几年里,每年约有100个脊髓灰质炎病例。但是,当只剩下这些为数不多的病例时,工作反而变得越来越难。这时你会发现,用来消除99.9%病例的策略,对剩下的那0.1%完 全不起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经验,能够帮助以后做得更好。这不仅体现在消除脊髓灰质炎上,也表现在很多其他疾病防治方面——包括新冠肺炎也是如此。我们学会了如何精准地识别和监控病毒传播;学会了如何组织公共卫生运动,使广大偏远地区的每一个儿童都能受益。我们还学会了如何与存在暴力冲突的社区建立信任。当我们的合作伙伴遇到问题时,他们会创造性地寻找解决方案,其中有很多方案也适用于脊髓灰质炎以外的其他问题。

  我们将会彻底消除脊髓灰质炎。尽管这一过程可能比预期的时间要长,但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全球卫生系统的各项工作。

  财新记者:盖茨基金会已经成为全球卫生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比如基金会是世卫组织的第二大捐赠方。基金会常会设定具体的工作目标,如“到 2040 年消除疟疾”等,并会基于目标进行大量投资以支持相关的研发、生产、交付等所有环节—从这方面来看,基金会的工作也是非常独特的。有很多其他私人基金会也从事全球健康领域的工作,但它们的工作好像并不像盖茨基金会那样突出。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全球健康领域的其他基金会或者慈善家分享?

  盖茨: 全球健康的生态体系相当复杂,每个机构都扮演着自己独特的角色。拥有多少资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机构的资源如何与战略相匹配。这也是我们与企业、政府、国际组 织等各界携手合作的原因——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各自的优势和 看问题的角度。盖茨基金会每天都在学习并吸取各种经验,只要它们可能对合作伙伴有帮助,都会无私地进行分享。举个例子,我们并不是惟一一家利用数据和证据来设计战略和跟踪结果的机构,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同样渴望学习合作伙伴的宝贵经验。学习他人做得好的方面,并因地制宜地运用这些经验,才能做得更好。

  多栖的前首富

  财新记者:作为一家私人基金会的创始人,你亲自主导了多项全球健康和发展项目,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并清楚地知道确切的数据和落实的进度。从这一点来说,你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基金会通常由专业人士负责运作,而非创始人自己。你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盖茨: 大概25年前,梅琳达和我读到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每年有50万名儿童死于我们之前从未听说过的一种病毒,叫轮状病毒(rotavirus)。几乎所有死亡的儿童都来自低收入国家。在高收入国家,儿童也会感染轮状病毒,但不会因此而死亡。我们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并且不断地扪心自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儿童死于一种可以轻松治愈的疾病?为什么这种残酷的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我们却毫不知情?为此,我们不断地去了解,并最终决定投入全球健康领域。当时我还在微软公司工作。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我们的资金和想法能够挽救生命并改善生活,那我们就有责任为之努力。随着我们的工作一步步推进,我变得越来越热衷于这一事业。我相信我们从事的工作很重要,也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时间。

  2008年,我辞去在微软的全职工作,开始全职投入基金会事务。我在科技行业和全球健康领域的事业有很多相似之处,本质上都是通过创新,解决全世界最棘手的挑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

  财新记者: 盖茨基金会成立之初,你是否设想过 20 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当时希望带来哪些改变?当初的期望和如今的现实之间是否有差距?

  盖茨:20年前创办盖茨基金会时,我们希望通过对疫苗和其他医疗物资的投资以及交付,挽救更多儿童的生命,让他们健康成长。尽管我们在消除极端贫困和抗击疾病上依然任重道远,但各项数据表明,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自2000年以来,全球人口数量增加了近四分之一,但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量下降了近一半。基金会的很多合作伙伴,在多项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2000年以来,Gavi已经为全 球超过7.6亿名儿童进行了免疫接种;自2002年以来,旨在帮助各国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已累计挽救了3000多万人的生命……然而不幸的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这些进展的步伐可能会暂时放缓。

  时间回到2000年创办基金会时,我当时没有预料会碰到这种百年不遇的全球健康危机。

  基金会成立时还没发生“非典”(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埃博拉(Ebola)这些疫情。因此,当时我没有看到大流行病的潜在威胁,也并未把它作为我们的战略重心。直到大约五年前,基金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并着手支持防范大流行病的准备工作。但(直到新冠疫情暴发)全世界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来防范大流行病。


  愿做桥梁

  财新记者: 盖茨基金会新到一个国家,总要做相应的调查,了解哪些工作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基金会2007年在中国开设了代表处,在过去13年中,基金会对中国的认知和工作是否 发生了变化?

  盖茨:我们最初进入中国时,主要是为了帮助中国应对国内的公共卫生挑战,比如艾滋病防控、控烟和结核病防治。

  去年我到中国访问,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国家卫健委共同庆祝了中盖结核病防治合作项目的十周年。这一项目的规模和范围都令人印象深刻,无论在结核病诊断、治疗,还是保险覆盖、 信息管理等方面都取得重大突破,受益范围覆盖约9000万人。

  从(我们合作的)早期,中国就已经成为帮助实现全球健康与发展目标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

  过去20年的发展趋势清楚地表明:中国已经从过去健康与发展的受援方转变为贡献方。例如,中国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了包括(药浸)蚊帐在内的各种抗疟产品;中国研发 的最新的乙脑疫苗,迄今已惠及12个国家的4亿多名儿童。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继续在全球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包括承诺向世卫组织和Gavi提供支持,并向受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美元援助,帮助它们应对疫情。


  财新记者:慈善能够发挥哪些作用?你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哪些看法?

  盖茨:慈善捐赠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例仍然相当低,不到GDP的0.2%。但是,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促使一代企业家创造了大量新的财富,这些财富可以用来造福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

  在理想的情况下,慈善组织能够承担政府无法和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企业一般不会为没有支付能力的人群研发和生产产品。虽然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市场无法供给的服务来提供社会保障,但对那些只能造福于遥远的他国人民的研究很难投入巨资,更何况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研发。这些都是中国的新一代慈善家可以填补的空白。

  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世界上的那些大问题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单一实体解决,都需要依赖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多方合作。

  Gav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前面提到,Gavi不仅通过疫苗预防疾病,对数亿名儿童进行了常规免疫接种,并且承诺在新冠病毒疫苗投入使用后,会帮助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今年,当Gavi需要更多资金时,中国政府慷慨解囊,同时捐助的还有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科技公司和疫苗厂商。

  对Gavi等多边卫生机构进行投入是明智的决策。通过资助这些机构,中国和中国的慈善家不仅将加速终结新冠肺炎疫情,还将助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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