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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后疫情时代可持续发展新生态”论坛特邀嘉宾张华莹: 为了服务更多人,我从事可持续发展事业

:2020/05/29

  作为可口可乐大中华及韩国区公共事务/传播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华莹是非常资深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实践引领者,早年间在卫生部工作,后在可口可乐负责公共事务品牌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和研究。

  张华莹在此次论坛中分享了她从事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并表示从“我能”到“我会”,是包括她在内所有同学选择DBA项目的共同理由。

  以下为张华莹致辞摘录

  我在可口可乐工作了26年,但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卫生部。想当初,我学医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卫生部,做公共卫生管理,做食品安全。我当时想做医生,结果挑人的人把我档案拿走了,当时的司长跟我说,做医生,你一次救一个人,在卫生部,制定好的公共政策,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我去卫生部,一个20多岁小姑娘就开始做食品卫生法。

  后来,我加入了可口可乐,一直到后来,我做到可持续发展,所有的过程中,我要尽最大的努力为更多人服务,从一开始做法律法规,帮助一些国家制定食品法规,帮助社会提升食品安全的水平。做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特别地爽,特别地过瘾。

  后来做产品研发,我们要做大量不同的产品,因为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了,不可以只有可口可乐、雪碧、芬达,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实际上,我们企业做的事情,就是方便百姓的生活,尤其食品企业更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怎么样从自己企业的核心上解读,影响别人生活。最后,我终于修成成果,做了可持续发展。

  关于如何做可持续发展,是当时老板给了我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迈克·波特写的,名叫《共享价值创造》。迈克·波特以前也做过公益,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后来他发现,政府要找人收税,收完以后花钱,花完之后就没了;慈善家做事,也是要有人捐款,花完了就没了。但是如果是企业,只要有一毛钱的红利,这件事情也会一直转起来。

  企业是不是有这样的心,能够看到、做到,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确实,看不到明确的结果,企业就只能盯着钱。所以,这么多年来,企业有企业之间的CEO圆桌组织,追求股东价值利益最大化。一直到去年,才有一些企业倡导,不管是不是我的消费者,还是我的上下游,乃至整个社会全都是我的股东。

  所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在公益界提出“义”和“利”的概念,“义”和“利”叫做“我能”,还有一个概念是“我会”,如果我会做公益的事情,我会帮助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我不能,也有点悲摧,当我们做成我能的时候,我又选择了我会,做让社会前进的事,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同学共同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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